在“转折之城”悟辩证关系
365体育网投机关第四党支部 李红
沅水,在常德拐了一个大弯;中国革命,在遵义拐了一个大弯。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我们自沅水走来,来到了贵州遵义。1935年的遵义会议,就是在这里召开的。遵义会议,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所以遵义也被称作“转折之城”。
循着革命先烈的足迹,我们跨过乌江和赤水河,我们来到了娄山关和青杠坡战斗遗址。听讲座、看展览、观影片,历史的画卷一幕幕展开,当年的场景一幕幕还原。
抚今追昔,驻足回望,遵义会议以及前后召开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鸡鸣三省”会议、扎西会议、苟坝会议,像一道道营养丰富的大餐,以其超越时空的感染力,滋养着我们的精神。历史虽已远去,但在当时背景下发生的一系列故事、作出的一系列决策,领悟其中的辩证关系,对于今天我们的工作和现代化建设,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一、“本本主义”与联系实际
遵义会议是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湘江战役遭受重大损失的背景下召开的。为什么会接连失利?正是因为王明(陈绍禹)、博古(秦邦宪)、李德(华夫)的错误领导。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57个支部之一,一直处于共产国际的绝对领导之下。中国共产党早期推选的领导人,有着明显的身份标签。王明、博古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而李德,则是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军事顾问,他们同属“布尔什维克”阵营。包括推选向忠发为党的最高领导人,也是受当时共产国际选拔干部片面强调工人成分的影响,因为向忠发曾是武汉码头工人。正是这种教条僵化的思维,导致推选出来的领导人要么不具备领导能力,要么不了解中国实际。俄国十月革命是通过先占领中心城市来取得革命的胜利,但是这样的思路放到中国则水土不服。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国大革命)失败后,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毛泽东认识到必须先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积蓄革命力量,在条件成熟时夺取城市,方能取得全国革命的胜利。他领导的湘赣边秋收起义和创建的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正是根据中国国情进行的探索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他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是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写出来的。遵义会议后,中国革命之所以走上正确的道路,自然与毛泽东的正确领导息息相关,同时也是因为,自从中央红军离开瑞金苏区长征以来,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电报联络完全中断了。这样,反而能够甩开束缚放开手脚,独立自主走适合自己的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我党一贯秉持的优良作风,至今不但没有过时,而且需要不断加强。比如“干部四化”,有的地方对年轻化一刀切,知识化则成了唯学历是取;有的地方相信“外来的和尚好念经”,有的则一味讲究科班出身。比如推进改革,到外地考察一番,把别人的做法拿回来一套,照搬照抄生搬硬套。这些,都是“本本主义”的做法,是“书上抄来的”。“纸上得来终觉浅”“尽信书不如无书”。理论上可行的,现实中未必可行;其他地方可行的,移栽回来未必能够成活。“吃猪肉长人肉”,我们吃了猪肉,长出来的不再是猪肉,而是“人肉”,为什么?因为经过了消化吸收。我们的事业发展也是如此,唯有理论联系实际,把别人的经验与自身的情况结合起来,既要“洋墨水”也不弃“土办法”,取长补短、改良优化,方能为我所用。
二、不怕牺牲与科学决策
庄严肃穆的遵义红军烈士陵园,有一面英烈墙,上面刻着1300余位烈士英名。其中,来自我市石门县的就有数十人。贵州息烽集中营,是比重庆白公馆、渣滓洞规模更大、关押人员级别更高的国民党军统秘密监狱,多少进步人士在这里惨遭酷刑折磨和迫害。在土城,在青杠坡,在娄山关,在每一处红军曾经战斗过的地方,我脑海里都会浮现出一幅革命先烈为了理想信念浴血奋战、抛头颅洒热血的画面。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真可谓处处埋忠魂。革命必然会有流血牺牲,共产党人不畏艰险、不怕牺牲,这是问题的一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是,虽然不怕牺牲,但是也要避免无谓的牺牲。1934年的湘江战役,在错误的军事指挥下,红军损失惨重,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人。鲜血染红了湘江,其状之惨,以致当地群众“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党在早期的领导总体来说是不成熟的,极左极右,要么是右倾,要么是“左”倾。作为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创始人和第一代领导人,陈独秀无原则让步,放弃革命领导权,甚至压制工农运动。正是这种右倾投降主义,助长了汪精卫、蒋介石反革命的气焰,不仅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大革命以失败而告终,而且导致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进行血腥大屠杀,“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人”。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更是提出“攘外必先安内”,调集百万兵力对红军及各革命根据地实行“围剿”,无数革命志士被残酷杀害。一看右倾不行,之后的领导人便实行反右倾,开始了“左”倾。李立三、向忠发是“左”倾冒险主义,不顾敌我力量悬殊,盲动冒进;王明、博古、李德不仅是“左”倾冒险主义,还是“左”倾教条主义,拿着他们从苏联学来或带来的马列主义“书本知识”和共产国际的“最高指示”,不顾中国客观实际,蛮干硬拼。左右两个极端,带给我们惨痛的教训。“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农村包围城市”,这是大家熟悉的两句话,正是毛泽东根据当时的处境提出来的。前者,体现了毛泽东的战斗精神,与“丢掉幻想,准备战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是一脉相承的;后者,体现了毛泽东的指挥艺术,虽然要战斗,但是要智斗巧斗。“在什么山上唱什么歌”“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些通俗易懂的短句,这些灵活机动的思想,闪烁着智慧的光芒。所以不怕牺牲和科学决策并不矛盾,不怕牺牲不意味着瞎指挥。当敌军得知红军主力要前往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消息而预设重兵把守后,毛泽东认为以红军其时的力量,不能与敌人拼消耗,建议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挺进,以及后来的“四渡赤水出奇兵”,成功摆脱敌军的围追堵截,这些都是科学决策的结果。也只有科学决策,才能“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才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1992年邓小平南巡时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反对一切“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看似平淡的一句话,是邓小平多年革命生涯和建设实践的思想积淀,有着深刻的内涵和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指导性。革命年代,右的思想主要表现为保守、悲观、妥协、逃跑甚至投降,比较容易识别;而“左”的思想常常以革命的面貌出现,具有更大的欺骗性。上世纪50年代,极“左”思想占了上风,大跃进、浮夸风盛行,脱离实际“多快好省”“超英赶美”,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违背发展规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回过头看,我们觉得那个年代滑稽可笑,但在当时“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口号的鼓舞下,群情激昂、热血沸腾是很好理解的。所以“左”的蒙蔽性不易识别就在这里,它往往会有很正当的理论面纱,你总不能说“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是错误的吧?时至今日,“左”的残余仍有市场。有的地方单纯追求GDP,为了经济数据好看,甚至不惜破坏生态环境,高歌猛进,急功近利,大搞政绩工程;有的领导“新官上任三把火”,头脑发热,主观臆断,摸脑壳决策,胡乱折腾。这些,都是“左”的表现。有害的作为不如无为,可是“无为”显然也不是执政的最终追求。所以,我们既不要消极无为,更不要胡作非为,而是要不断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稳打稳扎,实现科学发展、高质量发展。
三、认真较真与知错能改
在参观遵义会议会址和展览时,有一个小插曲引起了我的注意。遵义会议时,除了博古、李德自己不服气外,与会同志均对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进行了批判,但有一个人除外,他就是凯丰(何克全)。凯丰时任共青团书记,他说,博古的报告是正确的,毛泽东的指责是偏激的。他说,毕竟李德在莫斯科接受过系统的军事训练,而毛泽东“只会看看《孙子兵法》和《三国演义》”。凯丰的话严重刺痛了毛泽东,以至30年后他还提起这件事。当时,毛泽东反驳凯丰,那你读过《孙子兵法》吗?一共有几篇几章?为什么我们不能学学我们的老祖宗?凯丰也是个“老实人”,他老老实实地说,他没看过《孙子兵法》。毛泽东说,既然你都没看过,你怎么知道不管用呢?站在今天我们的角度来看,凯丰当时的胆子够大的,居然敢挑战甚至是冒犯权威。现在我们不是也经常讲要认真较真吗?当时的凯丰,也许就是“较真劲”发了。认真较真本身没有错,但问题是,由于每个人认知水平的局限性,一时看不清形势,认真较真有时候可能较的是一个错误的“真”。这个时候,容错机制就很重要。我很感兴趣,凯丰后来有哪些遭遇,最后的结局是怎样的?查资料得知,两个月后,通过毛泽东一系列高超的军事指挥,对比博古、李德的指挥对军队造成的严重损失,凯丰认识到自己的确是判断错了,转而坚定地支持毛泽东。后来张国焘叛变,试图另立中央,凯丰也是坚决反对,并在其中做了大量斡旋工作。不久,凯丰重新被启用,他写的抗日军政大学校歌还得到了毛泽东的充分肯定,解放后出任沈阳市委书记和中宣部副部长等职。凯丰的可贵之处在于,他的认真较真,不是出于个人私利,不是“山头”主义,不是为派系小团体说话,而是光明磊落,为了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只有这样,当他意识到自己认识上的不足时,便能站在大局的高度迅速转变观念,回归正途。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知错能改,善莫大焉。遵义会议期间,周恩来也就自己参与军事指挥的失误主动作了检查和自我批评。当前,我们面临的事业和改革,有的是前无古人的新生事物,没有现成经验可循,只能“摸着石头过河”,有时难免走弯路甚至做错事。犯了错,是一棍子打死,还是分析原因,根据情况区别对待,给以改错的机会,体现了我们对待错误的态度。一部中共党史,就是一部中国共产党不断纠偏纠错、不断成长成熟的历史。工作中,一些干部畏手畏脚,不敢碰硬,信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部分原因是怕犯错,怕担责。因为,做的事情越多,犯错误的几率也更大。到底是缺乏经验的失误还是明知故犯的错误?是客观的无意还是主观的故意?是不可抗拒的因素造成的损失还是失职渎职产生的后果?如何区分情况认定错误,并对哪些情形容错免责,需要从制度层面进行规范和保障。如此,才能更好地激励干部担当作为和认真较真。
四、发扬民主与求真务实
民主,是一个多年来热度不减的词。1935年3月,红军就遇到了一件与民主有关的事。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和政委聂荣臻致电中革军委,建议进攻黔军占据的打鼓新场,中共中央立即在苟坝召开会议,近20名与会者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主持会议的张闻天(洛甫)提议民主表决,结果除了毛泽东之外,所有人都赞同打这一仗。毛泽东反对的理由是,如果按照敌军各方前来支援的前进速度,很可能与黔军的战斗还没结束,红军就会受到各路敌军的包抄,那样就会令红军陷入极其被动的境地。但是大家坚持要打,毛泽东也只好服从。根据表决的结果,不但没有采纳毛泽东的意见,还免去了毛泽东前敌司令部政委的职务。那个晚上,毛泽东的心绪怎么也无法平静。最后,他觉得还是不行,还是要再争取一下。虽然他据理力争,还被免职,但没有因此计较个人得失,而是以大局为重,以党和红军的安危为重,在服从中央决定的同时,继续做说服工作。半夜里,他提着马灯到周恩来的住处商量,请周恩来缓发作战令。经过反复研究分析,周恩来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一早再次开会,把大家说服了。事后证明,这个决定是完全正确的,使红军免遭了一次重大挫折。投票或举手表决、少数服从多数,这是我们常用的民主方式。这种方式很多时候能够解决一些问题、说明一些问题,但并不是万能的。西方一些国家所谓的民主,正是热衷于盲目相信票选,但选出来的未必是最好的。真理有时候掌握在多数人的手中,有时候却未必。某件事情难以决断时,以投票的方式定胜负,看似科学民主,有时却失之简单,甚至是不负责任。票多并不意味着距离正确更近。凡事应以求真务实的原则,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根据事实本身研判作出审慎决定,而不能把前途命运交给几张“小纸条”。
五、依靠群众与为了群众
群众路线,是我党致胜的法宝。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全称是中国工农红军,是由工人、农民为主组成的军队,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站在赤水、乌江边上,看着湍急的江水,我一直在想,在如此险要的地方,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之下,红军当年是怎么把那么大的队伍数次渡过江去的?了解得知,除了红军自己扎木排、架浮桥,更多的时候是依靠渡口群众的帮助才得以过江。长征经过大凉山彝族地区时,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也是与彝族果基部落首领杀鸡歃血为盟,实现了民族团结,使红军顺利通过这一地区。从开初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到后来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红军每到一处,都以严明的规矩自律,博得了群众的好感,在群众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就连蒋介石也发电报说,“朱毛红军”到川南时,“对人民毫无骚扰,有因饿取食土中萝卜者,每取一头,必置铜元一枚于土中……”要求川军学习。红军长征初期,带着很多笨重的印刷机器、军工机器等物资,队伍庞大累赘,造成行动迟缓,有时一晚上仅能翻过一个山坳,极大地拖累了战斗力。后来去臃就简,轻装上阵,但是必要的生活物资又是怎么解决的呢?也是依托沿途的群众。1935年1月,红三军团第五师来到遵义尚嵇镇时,把驻村的孩子都叫来,给他们一一分发糖果和炒米花,还给当地老百姓干农活。在镇子的小摊上也是坚持先付钱再吃东西,而且从来不讨价还价,深受群众欢迎。彭德怀让警卫员随身带一个大包袱,里面装着打土豪时留下的一些银元、盐巴和布料,只要看到特别苦的人,都会送一些东西。年近半百的红军总司令朱德在遵义城和老百姓一起打篮球,老百姓把整个球场围得水泄不通。他们见过蒋介石的国民军和王家烈的黔军,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与老百姓打成一片的军队。军民鱼水情、一家亲,在红军和群众身上得到了真正的体现。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让农民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利益,让群众认识到红军是自己人,是为他们谋福利的。群众也从方方面面全力支持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吃的穿的住的用的很多都是当地老百姓提供的。红军的力量一度因战争而削弱,后来却迅速壮大,正是因为千千万万的贫苦人民加入了红军。比如在江西兴国,23岁至50岁的翻身农民基本上都参加了赤卫队,16岁至22岁的参加了少年先锋队,8岁至15岁的少年儿童参加了童子军。在尚嵇镇,红军通过写标语等方式进行革命宣传,几天就吸收了4000多名青年农民参军入伍。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依靠群众、为了群众,红军以实际行动书写着答卷。中央纵队以急行军的速度通过贵州一个山口时,一名女红军因为难产在剧烈的疼痛中打滚,红军第五军团长董振堂下令,把敌人顶住,让孩子生下来。有人问,顶多久?董振堂说,生孩子需要多长时间,就给我顶多长时间!最后顶了两个小时。有官兵埋怨说,为了生一个孩子让一个团打了两个小时仗不值得。董振堂火了,他说,我们今天革命打仗,不就是为了他们的明天吗!在新的时代,面对新的形势和历史任务,我们每一名共产党员,都有必要常常扪心自问,我们“依靠谁,为了谁?”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这是铭记历史、开创未来、走好新长征道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永恒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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